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（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）将逃避监管分为“不属于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”，罚款较轻；“属于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”，处罚较重。在某些违法行为中，执法人员应当调查清楚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，比如是否存在逃避监管排污行为、环评弄虚作假行为。那么，如何调查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就成了执法人员的难点。

行政处罚不需要刻意区分故意与过失的绝对边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刑法》）第十四条规定，“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，因而构成犯罪的，是故意犯罪。”即故意分为直接故意（明知+希望）和间接故意（明知+放任）。

《刑法》第十五条，规定“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，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，是过失犯罪。过失犯罪，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。”即过失分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。《刑法》上的主观过错包含故意和过失两种状态，借鉴《刑法》，行政法上的主观过错也应当包含这两种状态。

在行政法范畴，大部分的违法行为不需要刻意区分故意与过失的绝对边界，执法人员无需调查行为人的主观状态。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，将部分违法行为的主观状态进行了区分。比如生态环境法典第1104条、第1139条“不属于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”和第1108条“属于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”，此时应当调查清楚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属于过失还是故意。如果主观上存在过失，应分别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第1104条、第1139条进行处罚；如果是故意，应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第1108条进行处罚。

缺少直接证据的前提下，如何从客观行为推断其主观状态？

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可以通过客观行为进行推断，即认定的方法从有无主观过错转向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。

假如当事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危害环境的结果而仍去做，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存在直接故意；假如当事人明知某行为（不一定是自己实施，有可能是不作为的行为）会导致危害环境的结果仍放任，未采取避免的措施，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；假如当事人预见到危害结果，只采取了部分措施，这一措施不足以避免结果的发生，其主观上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；假如当事人未预见到危害结果，其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。

以上4种主观状态均以当事人有避免危害后果发生的义务为前提。

•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，企业负责人明知关停废气处理设施会直接导致废气直排、严重污染环境，但是为节省药剂、用电、运维成本，仍然主动关闭、拆除污染防治设施关键部件，属于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直接故意；

• 企业环保巡查人员日常巡检中，已经发现污水处理设施出现间歇性故障，但企业既不停机停产、也不维修设备、不启用应急治污措施，漠视污染后果、放任超标污水持续排放，消极不作为任由污染发生，属于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间接故意；

• 企业已发现除尘环保设施滤网老化、处理效率下降，能够预见设施带病运行会造成粉尘超标排放，但企业负责人心存侥幸，仅简单吹扫滤网、不更换破损配件，只是采取轻微补救措施，自认为短期生产不会造成明显超标污染，最终因污染防治设施长期低效、非正常运行，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；

• 工厂环保运维人员负有每日检查、运维废气治理设施的法定义务，日常工作中疏于巡检、敷衍履职，未发现设备自动停机、药剂泵停止加料等异常情况，应当预见设施停运将造成污染却完全没有预见，导致污染防治设施长期非正常停运、废气直排，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。

综上，环境违法行为中当事人主观状态的认定，可以结合通常大多数人在同样的场合会如何做这一标准进行判断，同时可通过客观行为结合法定及企业应尽的污染防治义务综合推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