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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未验先投”处罚的适用前提丨美丽中国有“典”护航
来源:中国环境APP
2026-11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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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(2025)粤行再33号行政判决对一起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作出再审改判,撤销了原审予以维持的处罚决定。该案并非因事实认定不清或者执法程序违法而改判,其争议指向一个前提性命题:以验收环节为切入点的处罚条款,是否以建设项目具备合法准入可能为适用基础。

案情回溯:从23万元罚款到再审撤销

某经营者在某市开设硅胶加工场所,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。2021年6月至7月,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场检查发现,该场所设有研磨、甩干等生产工序,配套环保设施部分建成,但未完成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即投入生产。

执法机关认定,该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(2021年版)》中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类别,遂以未经验收即投产为由,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罚款23万元。

一审、二审法院均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。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,认为案涉项目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,属法律明确禁止建设的排放污染物项目,不具备取得环评审批与完成环保验收的现实可能,不宜单独以“未验先投”追究责任。

再审审理查明,案涉项目确处于依法划定的二级保护区内,生产过程排放废水、废气等污染物,符合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(以下简称原水污染防治法)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禁止建设情形,该类已建成项目依法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。原审及被诉处罚决定单独适用“未验先投”条款处以罚款,属于法律适用错误,遂判决撤销一、二审判决及被诉处罚决定。

处罚条款的规范属性与本案的处罚基点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制三类情形: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、验收不合格。三者规范属性并不完全同一:设施未建成,指向污染防治能力在实体上尚不具备;验收不合格,指向设施虽已建成但未达到法定要求;未经验收,则表现为应当履行的验收程序尚未履行。该条款以验收环节为规范切入点,同时含有实体性要求,其属性宜结合个案分别判断,通常以处罚决定载明的违法事实为准。

本案认定的违法事实是“配套环保设施部分建成,未完成自主验收即投入生产”,即以验收程序缺失为处罚基点。处罚的正当性取决于验收义务是否存在,而验收义务的成立又以经批准的环评文件为前提。若批准文件自始难以取得,验收程序即无从启动,设施“是否符合要求”亦失去判断基准。

验收类处罚条款的适用前提

其一,义务来源以经批准的环评文件为基准。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要求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;第十九条进一步明确,编制报告书、报告表的项目,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,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需要说明的是,验收义务的有无,首先取决于项目在环评分类管理中的类别:编制报告书、报告表须报批,填报登记表仅需备案。故判断验收义务,宜先看项目类别,再看经批准的文件是否要求配套建设环保设施;依法无需配套建设设施的,因缺少验收对象,义务亦不发生。环评批准文件因而具有双重功能:既是验收义务的发生依据,也是验收的比对基准。

其二,验收义务应具有可履行性。验收制度的功能,是使符合准入条件的项目经由程序补正取得合法生产资格。对法律已作出实体性禁止规定的项目,验收合格通常难以产生合法化效果,通过之日仍属依法应拆除关闭之时。要求其履行验收义务,无异于要求完成一项难以改变违法状态的程序,与义务可履行性要求及比例原则均难以契合。

其三,三类情形在禁止性项目中均难以成立。设施未建成的,因项目难以合法存续而无“应建”内容;未验收的,因缺少批准文件而无验收基准;验收不合格的,因无“合格”标准而无从判断。故不宜以“设施已经建成”为由另行主张适用。

禁止性规定情形下的适用边界

本案确立的规则,并非否定对一切不符合准入条件项目的验收类处罚,其范围限于法律已作出实体性禁止规定的情形。

一是法律已明确不得建设的项目。以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排放污染物的项目为典型,此类项目宜优先适用相应的专项禁止性规范,按法定责任结构完整处置,单独适用验收类条款处以罚款,恐难谓妥当,亦不宜以罚款替代拆除、关闭。

二是管控区域内依法可以建设的项目。一级保护区内经批准的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项目、二级保护区内不排放污染物的项目,均属可以准入的情形,环评审批与验收义务照常适用。其中,已取得批准、配套环保设施建成而未经验收即投产的,可适用验收类处罚;未取得批准即开工建设并投产的,属未批先建,宜适用相应的环评类处罚条款;经批准且依法无需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的,验收义务不发生。

三是一般不符合准入条件的项目。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属于产业政策限制类、重点污染物总量指标未落实等情形,多属审批环节可能不予通过,尚不构成法律层面的禁止。企业仍可通过调整选址、优化工艺、削减排放等方式补正,验收类处罚仍可适用。

三类情形的区分,亦涉及举证安排。既不宜以“事实上未获批准”径行推定“法律上不得批准”,也不宜以“规模较小、排放较少”反向推定可以准入。

规范意义与实践启示

其一,实体定性宜先于规范选择。跳过实体定性直接套用验收类条款,容易将根本性违法降格为手续瑕疵,与过罚相当原则不尽契合。

其二,宜区分规范的功能层级。实体禁止性规范划定生态空间管控边界,程序性规范调整合法项目的管理流程,二者难以相互替代。

其三,此类案件恐不宜以法条竞合的思路处理。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设定的罚款幅度为二十万元至一百万元,重于原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十万元至五十万元;若按“择一重”处理,反而应适用验收类条款,与再审结论不一致。可见本案系验收义务缺项所致要件不成立,而非竞合后的取舍。

其四,前端审批与后端执法宜形成衔接。将生态空间管控要求嵌入准入审查,并建立项目准入属性的执法核查机制,有助于从源头减少同类争议。

其五,本案由检察机关抗诉启动再审,说明外部监督对统一法律适用具有现实作用。

综上,验收类处罚条款的适用,以项目具备准入可能为前提。这一前提虽未形诸条文,却为规范逻辑所必需;准确把握,方能避免以程序评价替代实体判断。

作者系广东卓凡(仲恺)律师事务所主任,广东省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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